重视“修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成果之一。儒家人文精神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其核心在于“人之可完美性”，相信人生而具有内在善因，只要加以培养即可修身养性、经世致用、成圣成贤。儒家所坚持的“人之可完美性”的观念，与佛教人生而“无明”、基督教之“原罪”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因为“人之可完美性”，所以修己、修身就不仅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了。

　　何谓“修己”

　　修己，修什么？《尚书》提出修身“五事”：“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包括衣着外貌、语言、目光视野、听讲、思想等多个方面。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修身的内容论述比《尚书》丰富得多。概括来说，修身的基础为“德”，具体包括仁义礼智信等具体内容。借用现代的“知情意行”结构可发现，中华文化的修身对于四个方面皆有论述，只不过在含义上与现代稍有不同。

　　关于“知”，主要指知识、学问。孔子对于知识的重视是不言自明的，这从其对“学”的痴迷中即可见出。关于“情”，指情感、情绪。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论认为，人应当约束情感和情绪，以使之适度、合宜。“《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情感应当更重内涵，而非外在的形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没有真情实感的祭祀是无意义的，不如不祭。情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礼与情的高度合一，即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作用于外在约束的礼内化到情感中，自然自在又不逾越规矩，最高程度地实现情与礼的平衡，这就是情的最高境界。关于“意”，主要指意志。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意志的表述非常丰富。孔子强调道德意志的重要性，“匹夫不可夺志”（《论语·子罕》）之“志”指的就是人应当具有独立人格与不可剥夺的意志。孔子以“弘”“毅”“笃”“勇”“恒”等范畴来阐释意志的具体品质；孟子的“志”是由“四善端”导引而决定的，是求善的意志；朱熹所言的道德意志是体用性情及其所发，是为善的意志；王阳明所说的道德意志是“良知”及其所发，是为善去恶的意志。关于“行”，在现代语境中主要指行为、行动。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修身”语境中，“行”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中华文化重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孔子论“行”多是与“言”并论。概括来说“行”有以下四个要求：一是“行笃敬”；二是言行要合乎礼；三是先行后言；四是讷言敏行。

　　如何“修己”

　　那么如何“修己”呢？孔子认为最根本的修身途径是两个方面：“学”和“省”。孔子以好学著称，反复强调学的重要性，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学而不厌”（《论语·述而》），自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好学，不仅忘食已达不知岁月将尽，人之将死的境地，而且主张学思结合是学习的重要方法，“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提倡学思并重，学而不思必然茫然无得，思而不学必然流于空想而徒耗精力。当然，孔子的“学”与我们当下所说的“学”不太一样，是包括“习”在内的，即“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身体力行。孔子的衣食住行就是严格按照周礼进行，是“学”“习”一体、知行合一的。

　　除“学”之外，另一条重要的路径即“省”。所谓“省”，是指反省、省思。这是“知”的另一条路径，也是人有而动物没有的。“省”的思维传统也是自中国上古时期就已经养成的，《周易·易经·乾卦》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意思是君子始终是白天勤奋努力，夜晚戒惧反省，虽然处境艰难，终究没有灾难。可见，反省是与努力一样重要的行为方式。

　　中华传统文化中论“省”的表述非常多。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那么“省”为什么这么重要？《论语·颜渊》中记载：“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司马牛问什么是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虑不害怕。司马牛不满意，反问说不忧虑不害怕就是君子吗？孔子回答说：反省的时候不愧疚，还有什么可忧虑害怕的？换句话说，能做到问心无愧，不忧不惧的就是有品格的人，当然就是君子了。这是孔子对“省”的解释。即便在当下，撇开是否君子不说，我们也常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亏心事做没做，只有自己知道，也就是自省的时候最清楚。自省而不忧惧，就一定是做得端行得正了；当我们自省，用适当、适度的原则去检视自己的所言所行、所作所为，发现是合理正确的，从而内心坦荡，活到这样的境界足矣。

　　古代儒者始终重视自省、内省，包括宋代儒者群体整体都强调自省，虽说有禅宗影响，但终归是因中华文化“内省”因子与禅宗精神契合，才顺理成章地结合为一体。明代陆象山、王阳明，包括熊十力、牟宗三等新儒家代表的学术脉络——要发掘内心的力量、坚持内省——都是沿此而来。

　　“修己”何为

　　中华文化如此强调修己，那么独善其身是不是就可以了？当然不是。如何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安顿自身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在人开始拥有独立意识时就已经思考这个问题，答案也很多。希腊德尔菲神庙门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是经典答案之一。如何认识自己，参照系又不同。中华文化的认识自己是从“关系”开始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始终是认识自己、安顿自己的重要坐标系。《尚书》所确立的人立于天地之间，天、地、人三才贯通的整体格局，所以论人也即在这“三才”格局中进行，“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周书·泰誓上》）和“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讲人应该“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这是针对人际关系和处世态度提出的一系列要求。

　　中华文化一开始就是在天地人“三才”格局和人际关系中来界定人，所以中华文化中的“修己”与西方的“认识你自己”在目的上有了差异，后者是为彰显人的独立性、主体性，而前者则求有益于他人，即有益于家人、有益于国家、有益于天下。借用现代语言，就是在关于人生意义与价值上，中华文化是强调人要有作为的，有益于他人才是价值和意义的体现。所以孔子一生奔波周游列国，游说君主实行仁政，这是首先选择从君主开始，由上而下重建“国”之秩序；行不通之后则选择“教化”，教化民众，是做了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情。孟子的路径也差不多，游说君主之道行不通之后，选择著书立说，在思想上影响他人，这都是在“安人”。既然目标在“安人”，独善其身有时就不仅不是好的选择，而且还可能会受到批评。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夏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