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没有售价、泰山就在脚下”“人这一生总要来一次泰山”“泰山大舞台、有梦你就来”……这些爆火的网梗显示古老的泰山已成为青春打卡网红地标。

　　泰山见证并记录着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象征，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而由泰山生发的诸多概念，也在潜移默化中赓续。在明末清初的济阳籍学者张尔岐所著《蒿庵闲话》中，特别提到如何测量泰山的高度。当时，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张尔岐给出自己的种种思索。

　　恬熙意象，令人神往

　　《蒿庵闲话》书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年），是张尔岐笔录读书所得，也有议论考据之作。虽然有些考据和观点被同时期著名学者顾炎武所称道，但毕竟是一部学术笔记，加之作者并无显赫功名，影响不是很大。在该书中，张尔岐摆出历史：“泰山高四十里，其说本之《汉官仪》云，自下至古封禅处四十里。郭璞书又云，从山下至顶四十八里三百步。”

　　张尔岐由此展开，山东按察司张五典对泰山高四十里的说法不大信服。张五典在山东任职期间，多次赴泰山考察。为测出泰山实际高度及里程，张五典精心制定测量方案。他用刻有尺寸的1丈长竖竿，端置一铁环，再用1丈长的横竿，在中间置一铁环。把绳子系在横竿环上，再穿在竖竿环中，牵动绳子，可使横竿上下而不失平衡。在竖竿所立的地方，看横竿所至的地方，以5尺为1步，测量远近。若在平地，横竿便两端着地；若遇斜坡，横竿便前端着地，后端悬空，由竖竿刻度可知悬空尺寸，测出高度。再用记录簿，每页画360个方格，每量1步，则填1格，遇平地填“平”字，遇斜坡就注明高度，每填满1页，合1里路程，填写页数即为泰山里程，累计高度即为泰山高度。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张五典曾派员到泰山实测，从山下至绝顶，设4300多个测点，最后得出结果：泰山里程“实一十四里八十余步”，高度“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按当下的数字估算，当时泰山玉皇顶与泰安城区的相对高度差约1215米，用现代科学方法测出的相对高度差约1400米。在明末，当时人们对泰山里程和高度的测算，数据与现在都较为接近。

　　张尔岐由此感叹：“过去人们常说泰山有四十余里长，但实际上这种说法究竟依据什么来定呢？由此推断，世间有许多不可完全相信的说法，情况大抵如此。测量山脉的方法，在世上也有使用标杆影子和勾股定理进行累积计算的，但都不如实际测量那样准确可靠。千百年来人们的主观臆测导致的错误认知，一旦被纠正，确实是一件令人畅快的事情，而且那种宁静美好的景象，更加让人神往。”

　　张尔岐“其一时恬熙意象，更令人神往”的感悟，既有对过去不准确描述的怀疑，也有对实证重要性的强调。在他生活的年代，面对朝代更替、西学东渐的社会现实，山东的士大夫阶层中兴起了一股实学思潮。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的山东士人虽推崇西洋历法，但对西学采取的是一种实用的态度，并非一味盲从，尤其是对西方传教士传播的天主教更是缺少兴趣。

　　张尔岐对西洋历法重实测的方法给予了充分肯定，反对当时朝廷中以杨光先为代表的保守派士人对西学全盘否定的态度，主张采用对国计民生有用的西学。同时，他又坚决反对西方宗教的输入，以为西方“历象器算，是其所长，君子固当节取；若以道术，吾自守家法可耳”。当时，很多像张尔岐这样深受儒学熏陶的山东士人，他们对西学采取了一种欣然接受的态度，但重在对西学实用价值的追求，这与南方某些士人热衷西学并不惜改信天主教有明显差异。

　　欲倡正学于天下

　　清初山东士人重视实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出现了像张尔岐这样的经学大师以及大批经学、史学和方志著作。张尔岐被称为“山左第一大儒”，他用三十年时间研究《仪礼》，完成《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使宋代以后几成绝学的《仪礼》发扬光大。

　　张尔岐钻研经学并非仅为了研究古人著作，而是“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礼而不袭语录”，是“欲倡正学于天下”。他提出士人治经研礼，首先要探究古人苦心著述本旨，从古人所著《仪礼》等书包含着的自然秩序、人伦纲常、典章制度、言行举止、风俗民情等内容中，找出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模式，匡正明末以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和空疏学风的泛滥。

　　完成《仪礼郑注句读》一书，张尔岐耗时近三十年。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仪礼》及郑玄的注释进行了详尽的句读和阐释，使原本晦涩难懂的古文变得易于理解，为后人学习《仪礼》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部著作还考证校订了监本和唐《石经》中的脱漏之处与错误，补充内容、改正错误多达数百处，为后世学者在古籍整理和考证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顾炎武评价该书“根本先儒，立言简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张尔岐临终之前犹念念不忘：“《仪礼》欠一净本，若于一二年内能为之，吾无所憾”。如此执着精神，实在令人感佩。该书于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刊刻行世，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自此产生广泛影响，整个清代的《十三经读本》中《仪礼》部分大都采用张尔岐之说。

　　张尔岐对后世的礼学研究影响极大。2024年底，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当代著名经学家沈文倬所著《沈文倬批注仪礼郑注句读》出版，沈文倬对张尔岐的文本进行多维度的解读。

　　尽吾力之所可至

　　回望历史，张尔岐试图以理学精神正人心，矫学风，易风俗，重新建立程朱在学术界的权威。最引人注目的是，张尔岐与同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诸多观点上有“不约而同”之处。

　　在张尔岐之前两千多年，大思想家荀况谈论过“天”“人”关系。荀子把“天”描绘成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口大锅，宣扬“天道不可知”“人不可与天争”。他说，人们要明确“天人之分”，即天有天职，人对此无能为力。与此论点相比，张尔岐的论点明显进步很多。

　　张尔岐从驳“天道不可知”开始，指出“天道不可知”的论者是一些具有颓废人生观的人，他们嫌“天道”不公，善恶祸福都不应验，所以他们说“天无道”。张尔岐认为这样理解会“哀君子之心，作小人之气”。他认为有必要从社会道德的需要出发，把问题提到哲学层面予以谈论。

　　对此，张尔岐的切入点是“天人相及”。荀况虽然也谈“天人之分”，但张尔岐首先给问题定下唯物基调，说天、人之相及，是以气。什么是“气”？就是运动中的物质。他说“天”以其气寄于人，而出现了“质”，质立而兴起了“事”，事的衍变就成了“势”。

　　非常凑巧，王夫之也非常喜欢讲“势”，他说“势”字“精微”。张尔岐说，人世间的善恶祸福，处处都与“势”相关。具体说，就是天以“气”授人，人接受了这种“气”就成为“命”。气有清浊、长短、多少，命也就有屈伸。王夫之说“化在天，受在人”，天不停地授命于人，人不停地受命于天，王夫之把这叫“凝命”。

　　经张、王这么一讲，神秘的东西物质化了，死的、机械的东西活灵活现了。张尔岐更进一步说，事积起来成为势，但不是千篇一律的，要看所积的“分”，包括数量和质量，积至其分则势成，势成则天道应。所以，关键在人的“自致”，或“尽吾力之所可至”。用现代哲学的词汇表达，量变与质变的转化决定是否势成。

　　如此一来，人们的主动性得到大大提升。张尔岐告诉人们，“天命”不是预先定好的，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可以争取的，天命是可以人为调整的。这种思想自然而然导向乐观和积极的人生。

　　在张尔岐、薛凤祚、李焕章等士人倡导下，清初山东士人研究经史、撰写志书者众多，一时形成一种治学热潮。尤其是薛凤祚、张尔岐、李焕章等山东士人力邀著名实学大师顾炎武加入山东官府组织的《山东通志》撰写队伍中，并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部现实性很强的力作，成为清初山东学界的一件盛事。

　　这些人大都追求科学，主张研究学术为现实服务，但又表现出含蓄、慎重、不激不亢的姿态，展示出社会大变革时代孔孟故里士人们的典型风格。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科学知识传播和技术发展的限制，这些“节取西学”“自守家法”的种种努力未能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或科技革命，但张尔岐等人倡导的思想解放和追寻科学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勇于质疑传统、开拓创新。（记者 卢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