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一大批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出生和汇聚到山东。其中，“后圣”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非常重要的儒学巨擘，他对诸子百家思想进行批判性吸收，融百家之长，并对儒家思想进行创新发展，是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荀子有哪些创造性的思想成果?他的思想又有何当代价值?我们走近荀子，读懂荀子思想的精髓所在。

荀子墓

　　荀子其人，三为祭酒两任兰陵令
　　荀子一生著书立学，传播大道。其弟子李斯、张苍等人为当世名相，浮丘伯、毛亨等人为传经大儒，韩非为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其著作经汉代刘向等人整理，现存《荀子》三十二篇。《荀子》三十二篇涉及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等诸多领域，从古至今学习研究荀学的专家学者数不胜数。荀子思想实用亲民，其积累与规范并行的学习观、隆礼重法的治国观、王道先行的富国观等，成为历代帝王尊崇的治国法宝。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荀子“用力甚勤，学问极博”(见《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十二章《荀子及儒家中之荀学》)，而郭沫若说“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见《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荀子的确为儒家代表，但又不完全是儒家，他融合了墨家和道家，尤其是当时渐渐形成的黄老之术与阴阳家思想，司马迁认为他取百家之长而更超越之，故而得称稷下“最为老师”。
　　荀子生平事迹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有简单介绍，但对于其生卒年无明确记载，根据已有史料可推知其政治学术活动大约在公元前298年(周赧王十七年)到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之间。
　　按《史记》的说法，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有学者认为《史记》说法有误，应按照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一书的记载，改“五十”为“十五”，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无论是15岁还是50岁来齐，荀子游学于齐国稷下且留居至少三十年，是确定无疑的。
　　战国时期，齐桓公田午在稷门外设立了“稷下学宫”，历时150年左右，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盛况，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官办大学，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社会科学院。齐威王、齐宣王当政时国力繁荣，齐国招贤纳士、学者云集，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期的学术文化中心，儒、道、法、阴阳、五行等重要学术流派的著名学者曾汇集于此。他们研讨学术、著书立说，或为齐王提供治国良策，荀子也在其中与各派学者交流思想。经历了齐湣王末年的衰落，在齐襄王时，稷下学宫再度兴盛，荀子自楚国返回稷下，成为齐国最有名望的学者，多次被尊为“祭酒”，即学界的领袖。
　　约公元前266年，荀子曾游于秦国，考察秦国政治军事、风俗人情等，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但并未被采纳，后返回齐国。此后，荀子辗转于齐、赵、楚之间，最后在楚国任兰陵令，一边从政一边著述，直至去世。
　　要了解荀子的生平和思想，绕不开稷下学宫，更要去兰陵寻找文化根魂。临淄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姜健说，荀子思想的生发是在稷下学宫时期，但真正成熟是在他到兰陵之后，将思想和言论总结、整理，著述成书。
　　兰陵荀子东方研究院院长焦子栋研究荀子和荀学已有二十多年，他介绍道，先秦诸子碎片式的论述大多由后世弟子整理而成，往往缺乏有体系的思想阐述，只有深入研究才可理出头绪。而《荀子》七成以上由荀子本人写就，其中《儒效》《王制》《天论》《礼论》《乐论》等篇章，在形成时已经是完整且系统的理论表达。荀子作为学习并融合百家之长的大学者，其做学问的方法和系统看待问题的思路，值得我们认真研习。
　　提到荀子，人们往往第一时间联想到他的“性恶论”。实际上，荀子思想的世界观体系完备且精深博大。他提倡的“隆礼重法”的礼乐观、“学不可以已”的学习观、“以义制利”的道德观、“知之不若行”的实践观、“制天命以用之”的自然观、“明分使群”的社会观都是经久不衰的珍宝。
　　荀子学说思想的产生与时代背景及其个人经历息息相关。荀子生于七雄争霸的战国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诸侯相互争战，荀子以及孟子均面临相同的时代课题，即如何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重建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同时，学术上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盛况，提高了人的认知水平，时代需要更独到的见解和声音。
　　其次，荀子一生中既有三十余年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的高光时刻，又有晚年两任楚国兰陵令近二十年的行政体验，这使得他既能与当时“最强大脑”们交流思想，又在管理楚国一方土地时，有机会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他既要与楚考烈王、春申君这样的楚国高层打交道，还要融入兰陵当地的老百姓。反观其他先秦诸子，孔子虽然曾官至鲁国大司寇，但任职时间短暂，孟子作为说客周游列国，却未曾得一官半职，老子仅当过“守藏室史”(类国家图书馆馆长)，庄子也只做过漆园小吏……由此可见，荀子既当“校长”又做长官，具有非常独特丰富的人生经历。因此，无论是“对上”还是“对下”，他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也造就了荀子思想突出的实践性、极强的现实指导性。
　　融百家之长，荀子思想的深远影响
　　荀子的代表思想之一是“天论”说。荀子认为对天地需要客观认知，人是自然的产物，所谓“形具而神生”，只有具备作为人的物质条件，才有可能产生人的精神、思想、感情，这与唯物论讲的物质决定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谋而合。
　　此外，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荀子·天论》中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即不必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捉摸的对象。把天当做物来为人所利用，是荀子的基本态度，也是一种科学态度。他又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意思是，人不必改变上天运行的规律，而是要在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比如，在农业生产中按照大自然变化规律提前安排农事，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才能保证人的衣食无忧。此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经验积累与总结，对后世影响巨大。以荀子当时的科学水平来说，天是没法究诂的。超出这个极限，有的就流于诡辩，如先秦名家之所为;有的就变作宗教，如儒家的思孟学派。
　　焦子栋表示，体现荀子思想精华的“三论”，即“群论”、“礼论”和“性恶论”，三者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更能看出荀子思想的系统性、前瞻性。《荀子·王制》篇中讲到：“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对“人的本质是社会性”这一观点给予论证，即人可以靠群体的力量驯化牲畜，替人拉车耕地，而不是仅凭个人的力量。
　　《荀子·礼论》中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表面意思是，人的追求不受约束，才会出乱子。因而，“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根据人的社会分工，用礼义加以区分，使其各负其使命、各安其位。但是，“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因此，地位权力一样的人需要划分高低贵贱、三六九等。所以，“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通过等级的划分，让人的欲望得到适当满足，让人的需求得到适当表达。荀子认为，物质资料是有限的，如果拼命满足自身需求，则容易壮大个人力量而使得群体力量受损，用礼加以区分便有了节制和约束，物质资料就可以按计划进行分配，不会因为物质匮乏互相争夺而导致人类无法生存，也就是“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
　　焦子栋认为，现代人对性恶论的理解往往失之偏颇。性恶论并非表示人生来便是恶的，实际上刚出生的婴儿作为自然人，没有思想和感情，无善也无恶。但为什么会性恶呢?是因为进入人类社会后的社会人，有了对资源的争夺和欲望的追逐，如果一直互相争夺，人就慢慢滑向犯罪的深渊。由于不加限制会产生恶，于是古代帝王立法加以约束，人才可逐渐趋向善良。所以不论“善”还是“恶”，都是后天“有为”而来，而非与生俱来，这就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从“三论”延伸到国计民生层面，荀子贡献了国家治理的“不二法门”，即隆礼重法的思想。荀子主张用礼来治国，此“礼”是融入了法治思想的礼，需把道德教育和制度保障结合起来，既非孔孟的仁义治国，也不是单纯回到孔孟时代的礼。《荀子·大略》中说，“君人者，隆里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这成为法家思想来源，后来成为外儒内法的依据。
　　反观历史，周朝由于只奉行“王道”走向礼崩乐坏，秦国由于只奉行“霸道”而很快消亡，汉朝之所以能够强大，就在于总结了历史经验，吸取周礼和秦法的长处。因此为防止礼走向僵化、法走向极端，必须要将礼法二者优势结合起来，这就是礼法并用、外儒内法、阳儒阴法。这也成为两千多年封建王朝治国的精髓。荀子并没有背离儒家思想的内核，他认为的“礼”是法的方向，“法”是为了实现礼。

荀子文化园

　　古为今用，荀子思想历久弥新
　　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批判吸收了诸子百家的成果，其思想在今天仍发挥重要影响。在荀子两任兰陵令、著书立说300篇的临沂市兰陵县，当地将荀子思想整合为系统的精神财富。依托荀子墓园，兰陵县修建了荀子文化园，并创办荀子文化节，开展“荀子讲堂”、文化特色课程和各类学术活动。对荀子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已成为当地县域特色文化品牌。
　　此外，活化利用荀子思想，当地逐步摸索出一套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论。兰陵县在芦柞镇试点运行“隆礼重法”调解室，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活动。随着“隆礼重法”思想逐步深入人心，芦柞镇矛盾纠纷存量显著下降，这种成功实践也形成了可复制的“芦柞经验”，在全县乡镇、街道推广应用。　(大众新闻记者 宫小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