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三代（夏商周）”为小康社会的理想，主张“以礼治国”。礼的本字是“豊”，在甲骨文那里象征着人们击鼓献玉以敬奉神灵。《说文解字》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

　　春秋时期，孔子通过总结和反思“三代”的礼文化，赋予其新的思想内涵，使礼衍生出其他一些功能，进而建立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礼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这概括出礼在社会层面的基本功能。

　　什么是“定亲疏”？传统中国是一个熟人社会，也就是由远近亲疏的不同关系所构成的伦理社会。大体上，古人既不是基于彼此的利益关系，也不是依据个人的偶然喜好，而主要依据血缘关系来确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

　　古礼中有一项重要内容，那就是丧服制度。它规定了死者去世后，亲属朋友为其所穿戴的服饰，且这些服饰体现了等级上的差别，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父子、君臣、夫妻是古时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体现在丧服制度上就是子女为父亲、臣子为君王、妻子为丈夫都应该服最重一等的丧服，即斩衰服；次一等的丧服被称之为齐衰，意味着与死者是次一等的关系，如兄弟姊妹之间、叔伯与侄子之间。

　　再次一等的丧服是大功服，如堂兄弟之间相对又疏远一些的关系；更次一等的丧服是小功服，如外孙为外祖父母、外甥为姨母等；最轻的丧服是缌麻服，如女婿为岳父母以及表兄弟之间。

　　什么是“决嫌疑”？古人对这个词的用法和今人稍有不同，而是将嫌与疑区分开来，即决嫌是借助礼来避嫌，决疑是通过礼来解决相关的疑问。儒家提倡，面对新出现的具体情况，人们可以根据礼意进行类推，从而形成新的礼。

　　什么是“别同异”？这就涉及如何处理与家庭中两类女子的关系：

　　一类女子属于“本同今异”，指的是姑、姊妹和女儿。由于这些女子曾经跟自己是一家人，属于“本同”；出嫁以后成为另一家人的媳妇，则可视为“今异”。当这些已嫁女子再回到娘家，与父兄交往时，就不能跟以前那样了，应该讲究男女有别，注意保持一定的距离。

　　另一类女子是“本异今同”，包括伯叔父的妻子、兄弟的妻子和儿子的媳妇，俗称婶婶、嫂或弟妹、儿媳。这些女子与自己本来没有血亲关系，属于“本异”；后来嫁进来才成为一家人，这就是“今同”。

　　什么是“明是非”？其实，任何时代都有某种是非观念，问题在于评判是非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有强烈的是非观念，却主要依据个人的利益或感情来定。古人通常将礼作为判定是非的客观标准。也就是说，凡是合乎礼的就是正确的，违背礼的就是错误的，这就是“明是非”。

　　在中国古代，礼不仅承担上述社会层面的功能，还承担许多政治功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如宗法制度、分封制度、畿服制度、爵位制度、土地制度、贡赋制度、军政制度、刑法制度、职官制度等，都属于礼的范畴。

　　其中，礼与法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管子》中有“法出于礼”的说法。尤其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古代法律逐渐实现儒家化，即儒家所主张的礼仪上升为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原则。

　　正因为如此，《春秋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从政治的角度概括了礼的功能，即具有治理国家、使民众保持一定秩序的政治功能。

　　然而，到了春秋中晚期，周礼崩坏了。这不仅意味着那一套烦琐复杂的礼仪规范遭到破坏，还意味着背后的精神受到挑战。有鉴于此，孔子作《春秋》，对周礼进行改造，即通过削弱周礼中“敬”的方面，而将一种新的精神，也就是“仁”，贯注到周礼之中。

　　仁，首先体现为一种亲亲之情。随着个体家庭从宗族中解放出来，其内在的亲亲之情摆脱了宗法的约束，而表现为后世中国极重视的孝道。用《礼运》的话来说，就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子女得以尽孝于自己的父母，父母也能尽爱于自己的子女。

　　在《论语》中，孔子关于仁的定义非常多。但就其外在表现而言，不外乎一个爱字。这不仅包括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即一种基于血缘亲情而近于自然情感的仁，也包括朋友、君臣之间那种带有社会性的情感。到了宋代，儒家甚至非常推崇“万物一体”的情感。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仁了。

　　关于礼与仁的关系，孔子也有不少表述。《论语》记载了孔子的这样一句话：“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说，如果没有仁，那么礼不过是虚文，流于形式而已。

　　还有弟子问，何为“礼之本”？孔子答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无论是丧礼还是祭礼，外在形式的完备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内在的真情实感。（作者为同济大学哲学系长聘特聘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院、经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