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传统伴随着整个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关系着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奠基，民族性格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中国的历代圣贤，厚德载物，以自身为典范，把思想提炼为经典，把各种仪式上升为国家礼制，引领人们的日常行为越来越有道德伦理的内涵。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塑造着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的精神气质，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中国广袤的大地，曾孕育早期的人类。社会性的人，是在共同体中存在和延续的。中华历史的起源，以及“德”文化的肇始，源远流长。在传统文献中，圣人、圣王的开端叙事构成了中华文明史源头叙事的主流。

　　传说中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和五帝治理天下的时代，“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圣人崇拜对于中华道德的起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太上以德抚民”，“上古竞于道德”，“以德抚民”的时代，也可以叫做“德的时代”。这“德的时代”就是氏族社会时代，也就是孔子所谓的“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的禅让时代。禅让制的实质就是将联盟首领的位子传给贤德之人。禹和尧舜经常连着说，禹被认为是夏民族的祖先，对于夏禹的“德”，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做了叙述和印证：“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从历史事实和理论逻辑上看，尧舜禹时代已经具备了‘德’观念形成的政治环境及社会基础，‘德’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夏商周确立了“中国”的最初格局。禹之子启开启了世袭制和“家天下”的时代。夏朝最后一个帝王的“不务德”导致了夏朝的灭亡：“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建立了商朝。“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士》）不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这使得殷商时期的‘德’观念在神权的笼罩下，被浓重的宗教色彩裹挟着。”

　　殷周之际是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大变革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关键时期。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孔子认为：“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在“损”“益”中，殷周制度和文化发生了大变革。在这个革故鼎新的大变革时期，在继承保留的同时，“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相对于殷人的天命不易，周人提出了天命改易说。天命改易的依据是什么？是“德”。“德”在西周的重要功能在于解释商周革命、政权转移的正当性。

　　政权从殷人转到周人，原因何在？是因为天帝有了新的任命；而天帝之所以作出新的任命，源于殷人无“德”而周人有“德”。周代对“德”的关注度远远超过了夏商两代，“德”的内涵和外延在周代比夏商更为丰富。如果我们将西周看做是一个“德”大行其道的时代，恐怕也不是夸大其词。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迄于周秦之际，春秋、战国时期只是一个新的高潮而已。这意味着人类轴心时代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并非始于公元前800年。”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周人重德，“文王初为西伯，有功于民，其德著见于天，故天命之以为王，使君天下也。”文王中道崩殂，周武王灭商后第二年去世，我们以周公重“德”为例来说明周人在中华民族中道德奠基的作用。

　　武王病故时，成王只有十三岁，周公摄理政事。《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公对西周王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做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他是新政权最重要的领导人，是周文化和周制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主张和坚持嫡长子继承制。成王长大后，他归政于成王，用事实表明了其摄政一心为公的心志和德行。

　　建国初，周公就具有深深的忧患意识：铜铸的江山，为什么不堪一击？历史的悲剧，会不会再次重演？新生的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周公发人深思地指出，“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有夏”“有殷”接受“天命”，“惟有历年”，统治时间长久，“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夏朝统治四五百年、殷商五六百年。总结经验，惨痛的历史教训昭示着什么呢？周公认为，政权能否长久，关键不是在于统治者有多少军队、多么坚固的城池和多么严酷的刑罚，关键在于统治者有没有“德”。所以，周公在《尚书》中殷殷告诫周人要牢记惨痛的历史教训，要“明德慎罚”“勤用明德”“克慎明德”“明德惟馨”，这样才能使周朝政权绵延长久。周公讲“德”，既总结了殷商灭亡的惨痛教训，警戒周族的统治者；又说明论证周代殷合理性，以德配天，使得周朝统治“受天永命”。

　　周公的重要贡献是提升了德在政治中的地位，把德当做政治思想的中轴。“明德”是周公发布的一系列诰命的思想支柱。周公用“德”说明了“天”的意向，天唯德是择；用“德”的兴废作为夏、商、周更替的历史基因；有德者为王，无德者失天下；有德而民和，无德而民叛。有了德，上可得天之助，下可得民之和。有天之祐，又得民之和，便能为王。当然，周公所说的“德”内涵丰富，内容极广，在当时看来，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归纳起来有如下十项：(1)敬天；(2)敬祖，继承祖业；(3)尊王命；(4)虚心接受先哲之遗教，包括商先王先哲的成功经验；(5)怜小民；(6)慎行政，尽心治民；(7)无逸；(8)行教化，用爱的办法引导教育那些不驯服的人，勉励那些不勤快的人使之勤勉。(9)“作新民”，重新改造殷民，使之改邪归正。(10)慎刑罚。可以看出，在周公的视域下，德是一个综合概念，融信仰、道德、行政、政策为一体。依据德的原则对天、祖要诚，对己要严，与人为善，不得已而用刑则要慎之又慎，用于民则表现为“保民”。

　　德在周公那里不只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的含义。但是，周公自己以身作则，自身修德，践行和传承“文王之德”，以“德”为基础制礼作乐，也可以说，周公所制定的周代的制度典礼，皆为“德”而设，由此形成了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这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中国，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念。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是周公主导的。自周以后，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礼乐文化保持着基本不变或精神不变，使得中华民族的历史表现出惊人的延续性和连贯性，决定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气质。以周公为代表的周人对于“德”的强调与重视，体现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觉醒，为中华文化中道德理性精神的形成做了奠基。

　　西周对“德”的强调与重视，以及以德治国的思想和制度的形成，主要通过“礼制”创设而实现，其天命色彩、制度层面和外在意义比较明显，在天命无常下“惟德”在民。西周极盛。平王东迁，东周开始，中国进入了春秋战国。此时，周室王权衰落、诸侯群雄并起、争霸不休，礼崩乐坏，周初确立的礼乐文化面临极大的挑战。同时对道德的思考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和形式。例如，卜筮从德，鬼神依德，为政以德……。孔子处于东周春秋末期，直面礼乐崩坏的社会现实，秉持“从周”的的价值取向，在继承的基础上对道德以至于中国文化进行了重建。

　　“德”来自哪儿呢？谁是“德”的载体呢？春秋时代以来，人文精神逐渐兴起，“德”作为周天子通天的特权，在传统天命观不断削弱中出现了下移的趋势。孔子在明确思考德的来源的同时，将贵族政德转向了君子道德。

　　孔子在西周“以德配天”观念的基础上，保持对“天”的笃信，自认为德乃天予，尤其在桓魋欲杀自己的危机时刻。虽然有学者认为“天”在孔子那里仍是具有最高主宰意义的至上神。但孔子指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我们认为，在德由天向人转换中，孔子的“天”更多是人文性，其“天生德于予”，是在生死困境下表明“德”所具有的绝对性、自己坚定的自信，与西周人所信仰的德由天降并不能等同。虽然“天”是超越的存在，可是，“天”与“天命”不同，“天”是内在的客观性，“天命”是外在的客观性。“予”是人的一个个体，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体。“天生德于予”，在天人关系中，天赋予我以“德”，由天而人，这是“孔子对天人关系一次明确的表达，认为人之德性来自于天。”这样，通过“德”，也就是天赋予我以“德”，我与天，也就是人与天内在地联系起来。天赋予我以“德”，我也可以通过“德”而修自己、通过培养“德性”，使生命成长，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升进，而上达于天。这种从“天”那里“得”来的“德性”，用后来《中庸》里的表述，就是“天命之谓性”。

　　孔子既注重“德”的内在性，又重视“德”的践行，我们以“德行”科的颜渊为例进行说明。颜渊好学乐学，求修己之德，达行仁之境，是修德行仁的表率。颜渊领悟孔子“以礼释仁”的要义以后，谦逊地以“请事斯语”向老师表达行仁的决心：“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为仁由己”，德行的修习在自己，首先是自身“用德”：《孔子家语·颜回》载：“颜回谓子贡曰：‘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因此，颜渊把孔子所注重“德”的内在性与“德”的践行完美地结合起来，履礼行德，先从自己开始。而且，“仁者自爱”的境界，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比“仁者爱人”的境界低，按照孔子的看法，“仁者自爱”的境界比“仁者爱人”的境界高，“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完美体现了孔子仁德的内在性和自身性。

　　孔子的创造性贡献是用“仁”说明“德”，认为“成仁”是修德的关键。“(孔子)把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从外在的、强制的天启之‘德’……引入了‘仁’的内心自律。”在《左传》等春秋时期的文献中，“仁”的内涵已涵盖德、正、直等规范的内容，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做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一个统摄诸多德目的概念，成为涵盖“德”各方面的一个基本范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宋儒朱熹说：“仁者，本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就是说，仁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涵纳诸种德性的一般性概念，是一种概括了“全面的道德行为”的范畴。

　　孔子集三代文明之大成，彰启成仁成德成君子的人文精神。孔子重在“怀德”、“崇德”、“修德”，推崇“至德”……念念在“仁”：“求仁”、“志于仁”、“安仁”……下面我们以孔子对“据于德”和“依于仁”之论略述一下。“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孔子那里是整体连贯的。道应是“士”和“君子”的存在意义和精神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笃信好学，守死善道。”个体生命如何悟道、体道、弘道呢？“据于德”，据守住自己的德；“依于仁”一切言行皆无违于仁，依照仁德而行。钱穆先生认为志道、据德、依仁“三者，有先后无轻重”。实际上，在每一个当下的生命个体中，“志于道”、“据于德”和“依于仁”是无所谓先后的，如果有，顶多也只是逻辑上的先后。孔子从理论的逻辑言说的仁由道而德，由德而仁。在孔子看来，“德”是生命个体自我锤炼而成就的君子品性。

　　继孔子把“仁”作为其思想“一以贯之”的惟一原则之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经过汉代的基本确立、魏晋至隋唐五代期间的整合嬗变、宋明之时进一步的完备定型、明清之际受到初步挑战、近代以来受到巨大冲击。在历史的长河中，立德成仁的核心元素基本没有大变。【曾凡朝（齐鲁师范学院）本文系第十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学术成果，原题为《尚德传统的渊源与立德成仁的开显》，文章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