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举行之际，习近平主席发来意旨深远的贺信，对古典学的衍化方向作了高屋建瓴的定位，并从世界文明演进和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充分肯定了发展古典学的意义。

　　历史地看，中国与西方已以不同方式形成了自身的古典学。就较广的视域而言，这里涉及西方的经典学与中国的经典之学或经学、现代古典学之间的关系，其具体侧重则有所不同。西方的经典学（classics）源于古希腊，在传统视域中，主要与《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剧等文学作品相关，以文献、语言、语文（philology）等为内容。在这一视域中，经典学主要意在给人们提供某种人文训练。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学尽管也包含某些价值内容，但并不以此为主要指向，可以看作“狭义的经典学”（classics in the narrow sense）。后来，经典学内涵逐渐扩展，将哲学、宗教等内容也包含在内，这种扩展的经典学可以被视为“广义的经典学”（classics in the broad sense）。除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文献以外，《圣经》也在实质上成为经典学的文本。与之相应，广义的经典学大致包括两个方面。其一，具有实证意义的传统文献学，这一层面的经典学与狭义的经典学一致；其二，价值内容，包括《圣经》等文献包含的意识形态意蕴。由此，广义的经典学也呈现更宽泛、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的经学（classics of Confucianism或 Confucian classics） 或经典之学一开始就不限于文献或文学，《诗经》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在经学视域中，其价值之一体现于“思无邪”；其他经典如《尚书》、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周易》等，同样既有文献意义，也有价值内涵。就此而言，中国的经典之学与西方广义的经典学具有相通性。现代古典学已获得学科形态，可以视为现代意义上的经典学，它关乎古今之变，其内容近于广义的经典学，但同时更侧重对现代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影响。

　　大致说来，西方的经典学与中国传统的相关学术包括两重内容。其一是文本层面的考察，它关乎不同文献的研究，需要运用训诂、校勘等带有实证性的方法。其二是从义理层面的经典学切入并理解文本，后者包含意识形态的内涵。在某种意义上，西方广义的经典学中的神学内容便涉及这一方面。同样，中国传统的经典之学或经学，也关乎王权的政治观念。现代的古典学作为传统学术的发展，既与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学相关，又具有价值的内涵。这一意义上的古典学与文明衍化和文明互鉴相关，不仅以现实生活的规范为指向，而且注重不同文化传统中经典之间的相互比较、借鉴，具有深沉的文化内涵与现实意义。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与今天方兴未艾的文明研究是相互关联的。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特别指出，应“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并勉励学者“担负起古典学研究的使命，为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更大贡献”。文明可以宽泛地理解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也可以说，人类文明就是人类文化创造成果的总和。以上视域中的文明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两重规定。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之维首先涉及中国文化所论的“文野之别”与“人禽之辨”。中国人很早就关注“文野之别”，“文”即文明化，“野”则指前文明化的自然状态。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文野之别”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从自然状态走出，进入文明化的形态，后者也是“文野之别”内含的价值意义。以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为视域，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一过程表现为从本然存在到现实世界的过程。“本然存在”即人的知行活动尚未参与其中的存在状态；“现实世界”则是人通过自身对外部存在的作用而构建起来的世界，其中包含着人的参与过程，而人本身也内在于这一世界之中。就以上方面（“文野之别”）而言，文明意味着从本然世界进入现实世界。

　　“人禽之辨”系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在文明讨论中的另一重要论题，其实质在于解决“何为人”的问题，亦即把握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这里的“几希”即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以上说法更深层次的含义，在于指出人与自然对象差异之所在。“人禽之辨”包含价值取向上的观念，也是我们讨论文明形态时所要关注的问题。如果说“文野之别”着重于价值创造，强调人是通过自身的文化创造活动而构建超越于自然状态的现实存在，那么，“人禽之辨”则更多着眼于价值取向，肯定人的存在之中沉淀着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仁义等价值品格。从而，就人与其他对象的区别而言，文明的特征在总体上体现于人的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人的价值取向。作为当今价值目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也以文明的普遍性为基础。

　　除了普遍性规定之外，文明还具有特殊性。文明具有的普遍性品格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可能，而文明的特殊性蕴含多样性和差异性，使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借鉴成为必要。仅仅强调普遍性，容易导向独断论，单纯突出文明特殊性，则常常导向相对主义和排他主义。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文明互鉴古已有之。从历史角度来说，这种互鉴既体现于物质层面，也展开于文化观念之域。对文明互鉴的考察，进一步引向文明互动的问题。习近平主席曾指出，“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文明的互补和相互影响既是保持和发扬自身优势的重要方面，也意味着每一种文明都需要学习其他文明的长处，以克服自身的不足。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和人类发展具有内在关联。“文明互鉴”的重点在于分析比较、把握同异；“文明互动”则以相互作用为基本含义，其特点关乎实际活动。不同文明之间既需要在观念上相互参照，也需要在动态变革的层面上相互作用。不同文明之间的作用构成了现代古典学研究的前提，而古典学本身则离不开对以上关系的深入理解。

　　无论是传统的西方古典学还是中国的相关学术，今天都面临着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仅仅停留于文献的考证显然是不够的，研究过程应当进一步从思想层面理解古代的经典。以中国传统的经典研究而言，首先确实需要注重、承继其实证性的研究面向，通常所说的训诂、考证以及校勘等具有实证性的内容，与近代科学有相近之处，这一方面无疑应当加以延续，并将其作为值得珍视的传统遗产来继承。从价值内容来说，则需要具体分析。以往的经典研究一方面包括普遍的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具有历史的限定或历史的品格。从普遍方面来说，传统的经典研究中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的规定和阐释，如人们应该怎样立身处世、如何在社会中生存、怎样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等。历史上，儒家提出并阐发了以仁道为内涵的仁学思想，而仁道观念则以肯定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核心。这一类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今天依然具有引导意义。

　　要言之，古典学的研究建立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背景之上，我们既应注重对各种形态的经典之学内涵的深入考察，提供具有积累意义和建设性的成果，推动相关学科发展，也需关注不同学术传统的比较研究，汲取多样的智慧和思想资源，以此丰富广义上的古典学内涵。（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