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统称，逐渐被各族人民普遍接受，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成为建构现代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现实的聚合体，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和长期的发展过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关键阶段，管子作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霸业，更在民族融合、制度创新与实践、文化认同与传承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突出贡献。

　　“存亡继绝”与民族认同

　　民族是长期共同生活的人们基于共同历史记忆与血脉传承，创造并维护共同文化、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金家新《论民族国家认同政治的双元性结构及其同一性机理》，新疆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民族认同则是个体或群体对特定族群的归属感、使命感、参与感。民族的形成过程，既是一个强化族群历史记忆和血脉联系的过程，也是一个与“他族”相区隔、相分离的过程。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在这一区域的众多族群自称“华”或“夏”，逐渐凝聚成具有共同文化认同的华夏族群，他们与周边的“四夷”交融互动，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西周时期，以分封制和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制度构建了稳定的政治共同体，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通过分封诸侯维持着广袤疆域的统治，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然而，西周末年至春秋初期，随着周天子权威的削弱，王权衰落，诸侯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虽然名义上仍然以周王为天下共主，但分裂的趋向日趋明显。《史记·周本纪》记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同时，大量戎狄由边疆进入中原腹地，不断骚扰华夏族群，不仅导致了西周政权的衰亡，进入东周以后，又进一步威胁到诸侯国的存续。西周以来的中国观念和华夏族群意识，在中原诸侯的分裂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侵袭下，面临崩溃的危险。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以管子为代表的士人阶层崛起。《淮南子·要略》说：“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

　　从《史记·管晏列传》的记载来看，管子出身平民阶层，早年曾从事多种职业，后来在鲍叔牙的举荐下成为齐相。他顺应春秋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提出“四民分居”“参国伍鄙”的改革措施，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政治体制，极大地增强了齐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此基础上，管子辅佐齐桓公通过“尊王攘夷”的政治号召，存亡继绝，消除周边民族对华夏族群的威胁，维系了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公元前663年，山戎伐燕，燕向齐求救，齐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至孤竹而还，稳定了北方的局势。公元前662年，狄人伐邢，管子对齐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于是，公元前661年齐人救邢。公元前660年，狄人又伐卫，攻陷卫国都城，齐桓公又出兵救卫。正是在管子辅佐下，齐桓公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不仅帮助两国重建了都城，也打击了狄人对中原地区的侵袭和骚扰，促进了华夏族群的团结。《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邢迁如归，卫国忘亡。”此外，管子还辅佐齐桓公多次召集诸侯会盟，不仅抵御夷狄入侵，也致力于维护诸侯国之间平衡和稳定，如“宁鲁难”“伐陈”“讨晋乱”等，这些行动都极大地增强了华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尽管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包含着齐国的称霸目的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利益争夺，但总体来说，“尊王攘夷”行动强化了夷夏之别，弱化了华夏族群内部的差异，促进了相互间的交融和认同。

　　“一匡天下”与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国家凝聚力与民族团结的强化过程。相对于民族认同的抽象，政治认同可以将民族性具象化。西周时期的政治认同主要建立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制之上。春秋初期，随着封建制的解体，其政治认同的基础发生动摇，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出现分离，从前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乱，列国纷争、诸侯争霸日趋激烈。持续300余年的春秋时期是历史上动荡变革的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开始从宗法封建制向君主专制过渡，虽然天下共主的政治理念受到巨大的冲击，但大体上得到了延续，而使这种政治理念得以延续的政治人物无疑是管子。王志民曾指出：“在中国春秋时期，有两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管仲。孔子是殷周思想文化之集大成者，管仲为殷周政治制度文化之集大成者。两峰对峙，各有千秋！”（王志民《管仲评传·序》，齐鲁书社2001年版）

　　管子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增强了诸侯国的共同体意识，在客观上促进了“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虽然学界关于诸侯会盟的次数、形式、地点存在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管子辅佐齐桓公通过诸侯会盟，加强了诸侯国之间的团结与协作，共同维护了周王室的权威。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率先尊王，向周王行“下拜之礼”，以表示对周王的尊重。这有利于实现中原地区的稳定与统一，延续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加强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政治一体化进程，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会盟所倡导的“尊王”思想，强调了诸侯对周王室的尊重与服从，促进了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团结，增强了华夏族群的凝聚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在历史上，“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根基、文化底蕴。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颜师古注：“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齐桓公在位43年，多次组织诸侯会盟、请师、御戎，以及接受周王命赐、干预王位纠纷等，通过“尊王”行动不仅维护了周王室的地位，也促进了诸侯之间的政治认同，可以说是“大一统”思想的初步实践和最初形态。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齐桓公在管子的辅佐之下，通过朝觐周天子，来表达对周王室的尊重和服从，为诸侯树立典范。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平宋乱前，“请师于周”，杜预注：“齐欲崇天子，故请师，假王命以示大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二是通过政治联姻加强齐国与周王室的亲缘关系。公元前683年，齐桓公娶王姬为妻，与周王室建立姻亲关系，增强了齐桓公作为诸侯国领袖的政治合法性。三是通过军事行动打击诸侯国中的分离势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面对楚国使者的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左传·僖公四年》）管子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楚国不向周王纳贡，二是周昭王征伐楚国时，溺死于汉水。理由虽然牵强，但其核心目的则是巩固齐国的霸主地位，增强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政治认同。

　　综上，春秋前期，在周王政治权威不断被削弱的情况下，管子辅佐齐桓公通过“尊王”战略，不仅提升了齐国的政治影响力，也维护了周王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增强了其政治权威，维系了诸侯国之间的政治纽带，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

　　“德礼不易”与文化认同

　　民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社群结构之一，其存在与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演进与自然地理空间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核心要素，不仅为其成员提供了身份归属与集体认同的标识，还构成了社会结构与文化传承的重要基石。费孝通指出：“民族认同意识并不是空洞的东西，我们每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反省体会民族认同意识是什么，因为当今之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属的民族，都有民族意识。”（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学界大都认为，中华民族作为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其内部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化交流与融合，共同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普遍认同感的文化元素，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来源。章太炎曾说：“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章太炎《章太炎论学集》，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按照章太炎的解释，中华民族的形成并非是严格按照地域或血缘形成的共同体，而是按照文化认同尤其是按照礼教标准来确立的，因此华夏族群可以转为夷狄之人，夷狄也可以成为华夏之人。这种文化历经夏商周三代，特别是经过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和礼乐文化的提升、凝练，逐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识。

　　但是，在从西周向春秋过渡的历史时期，华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面临危险。顾颉刚、童书业在《齐桓公的霸业》中指出，春秋初期随着周平王的微弱，郑庄公的强暴，使得中原诸国化作一盘散沙，而楚人势力的强盛，戎、狄的侵扰，夏、商、周以来积累了千余年的文化发生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管仲辅佐齐桓公创造出“霸”的新政来，维持华夏的组织和文化，为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文化的繁盛奠定了基础。（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云南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陈来认为，“历史赋予了古代某些人物以巨大的文化选择权能，他们的思想方向决定，或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后来文化与价值的方向，从而对后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在先秦史上，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对中华文化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周公、管子和孔子，而管子是从周公向孔子过渡的中间环节，他在保持中华文化连续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史书有关管子的记载非常简略，以《左传》为例，根据方朝晖的统计，对管子一生在齐国的政绩及其攻城略地之事未置一言，除了鲁庄公八年、九年记其入国为相，鲁僖公二十四年、三十三年及鲁昭公十一年有若干次他人提及管子的一些事之外，实际上只是重点记述了管子的几次言论，一是闵元年与齐侯论华夷之辨及伐狄之道，二是僖四年责楚不供王职之言，三是僖七年论霸主之道，四是僖十二年辞王之礼之言，次数虽不多，但这些言论都极有深度。（方朝晖《春秋左传人物谱》，齐鲁书社2001年版）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653年，郑国背弃盟约，齐桓公会诸侯于宁母，准备伐郑，管子进谏齐桓公：“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左传·僖公七年》）以往学者大都从道德礼义的角度诠释这句话的含义，笔者认为“德礼不易”蕴含着管子对周文化的高度认同。

　　首先，管子传承了周代以来的宗法道德观念。关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演变，晁福林先生曾有精到的分析。他将先秦时期“德”观念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殷商时期的天德、祖宗之德，二是西周时期的制度之德，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品行之德。从殷商时期的天德、祖宗之德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精神品行之德，德观念的含义不断丰富，成为先秦思想文化中的重要观念。管子的“德”观念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德”观念走出天命神意的迷雾，发展为制度之德，“制度（分封与宗法）乃是周代‘德’观念的重要表现形式”（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另一方面，这种“德”与天命相连，成为王权合法性的根据，有向后世的道德观念转化的趋向。管子以“臣闻之”的形式记述先人之言，劝诫齐桓公，表现出他对周代宗法制度和文化的认同，继而希望齐桓公能够以此“德”团结华夏族群。

　　其次，管子继承和发展了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周礼作为制度设计，不仅是为了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法封建制，也是联结华夏族群的重要形式。《左传·僖公九年》载，周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根据周礼，天子赐胙，诸侯要下拜，但周天子念及齐桓公年老，特命其不用下拜。但是，根据《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史记·齐世家》等书记载，齐桓公本不想下拜，但在管子的劝说下，最终下拜受胙。又《左传·僖公十二年》记载，齐桓公让管子出使周，说服周王与戎讲和。周王以上卿之礼接见管子，管子辞谢，最后受下卿之礼而还。这都表现出管子对周礼的尊崇和认同，因此才会有《管子》对礼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牧民》是《管子》的首篇，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反映管子思想的篇章。《管子·牧民》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以此作为国家的纲纪，不仅是管子重视礼义道德的具体体现，也是对中华民族早期核心价值观的凝练。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曾指出：“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一些学者将《管子》看作战国甚至秦汉时期杂凑之作，低估了它在思想史上的意义以及对中国早期文化传承的价值。

　　综上所述，管子协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存亡继绝，强化了民族认同，维护了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了华夏文化的传播发展，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做出了突出贡献。因此，孔子高度评价了管子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和融合发展上的贡献。他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论语·宪问》）这是对管子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贡献的最好诠释。（作者：张连伟，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