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彦林先生把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著《齐风淄火》送给我，我几乎是用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一气呵成读完了这部23万字的报告文学。此书吸引我，主要是因为它与以前读过的有关齐文化的书有所区别。

　　一是作者不是大量引用文言文的经典语句去解读齐文化，而是用现代视觉和接地气的语言去阐述齐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使人读来感觉作者是在读懂、读通、读精了文言文的经典，才敢于用自己的理解和感悟发表见解，既不失真、不走板、不离谱，又能让一般读者看得懂、愿意看、受启迪。

　　二是作者的站立点高，能够从“根脉”与“魂脉”、理论与实践、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的结合上，论述齐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承。尤其是在分析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关系上，围绕“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一经典名句，得出“齐、鲁文化同根同源、同生共存，相互融合，互认、包容、赋能，逐步走向‘尚一统、求大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脉”的结论。

　　三是作者在浩瀚的有关齐文化的经典和著作中，用优选法、透视法、画龙点睛法、吸引眼球法、以小见大法等，概括选择了九章39个题目，每个题目简明易记、风趣幽默。作者告诉我，为了写好这部报告文学，他阅读了几百本有关齐文化的书籍，仅在本书后面列出的“参考文献”就有46部。这种独具匠心的立题方式，既能体现齐文化的本质，又能引领读者对齐文化的深入思考。

　　四是作者是在对齐文化遗址、遗物、遗存、遗迹和淄博对齐文化的现代传承物品，实施调研、采风的基础上，带着对齐文化和淄博的真情实感写出了这部作品。作者说，2023年，他先后五次到淄博，“努力做到亲眼见，亲耳听，直接到现场，自己辨认和判断。”作者是沂蒙山人，淄博沂源县是沂河的源头，淄博和临沂两地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临沂是东夷文化的发祥地，齐、鲁文化皆源于东夷文化，从这个角度讲，临沂和淄博是一家，作者是带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来撰写东夷文化、齐文化、鲁文化和沂蒙精神、焦裕禄精神的。尤其是书中对焦裕禄在预感自己患病、生命有限之际，冬季穿着棉衣，借钱带妻儿回博山老家探亲，雪地里向母亲和家乡下跪告别等情节的描写，不仅让读者动容，也充分体现出作者的内心情感。

　　《齐风淄火》鲜明地给读者指出两个范畴的文化现象。一个是“齐风”，就是对齐国文化的经典概述和描写；一个是“淄火”，就是对淄博传承和发展齐文化的典型文学报告。在我看来，“齐风”大致是“举贤尚功”之风，“管鲍之交”之风，“稷下学宫”之风，“大商无算”之风，“有备无患”之风；“淄火”大致是“陶琉传承”之火，“聊斋再热”之火，“周村旱码头”之火，“焦裕禄精神”之火，“海岱书楼”之火，“马踏湖生态”之火和“肉串烧烤”之火。“齐风”是“淄火”的前提和源泉，“淄火”是“齐风”的传承和发展。

　　先说“齐风”五个方面的文化精髓：

　　所谓“举贤尚功”之风，其实质在于“法”。这是姜太公创立的齐文化“底座”，是支撑齐国八百余年的思想积淀和组织基础，这种“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治国方略，看似是用人、奖惩机制问题，实际上关系到齐国变革、进取、扩张乃至政治、经济、军事、法治、文化的立国之策和强国之法。从对姜太公封齐的创建，到齐桓公起用管仲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再到田齐开创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七雄之冠，都闪烁着举贤尚功文化的光芒；从齐国兵学《六韬》到《司马法》，再到《孙子兵法》提出的兵学理念，尤其是孙武的“五事”——“道、天、地、将、法”和“将”——“智、信、仁、勇、严”的举贤尚功标准，更是显示了这一文化在齐国军事领域的运用。

　　所谓“管鲍之交”之风，其实质在于“容”。管仲和鲍叔牙本来是各为其主的两位谋士。管仲是齐襄公的公子纠的师傅，鲍叔牙是齐襄公另一个公子小白的师傅。在政局混乱时，公子纠跟着管仲到鲁国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鲍叔牙到莒国避难。齐国内乱后，两位公子都想回来争夺君位。在分别回齐国的路上，管仲为让公子纠独霸君位，便在半路上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小白装死，先行到达齐国，并当上国君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后询问鲍叔牙如何安定社稷，鲍叔牙却力荐管仲。齐桓公说，我与管仲有“一箭之仇”，怎能用他？鲍叔牙说，他是为主子出力，他的能力远超于我，你若用他，则“一匡天下”。管仲果真辅佐齐桓公成就春秋大业。从“一箭之仇”到“一匡天下”，体现的是“包容”“宽恕”“理解”和“信任”。这一文化现象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管鲍之交”，首先是政治需要，管、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和长远大业而包容、宽恕；其次是各自找准定位，鲍叔牙对齐桓公说，治理国家不是我的擅长，若论治国之才、富国强兵，大概只有管仲了。孔子评价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再次是君主对管、鲍的理解和信任。历史证明，“管鲍之交”文化成就了齐国的发展壮大和强盛。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球村经济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这种包容文化。

　　所谓“稷下学宫”之风，其实质在于“鸣”。稷下学宫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推陈出新、守正创新”思想的发源地，稷下文化是多元文化的象征。稷下学宫之风，营造了招贤纳士、广开言路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浓厚氛围。稷下之“鸣”，正如齐威王虚怀纳谏，励精图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吸引儒、道、法、农、名、兵等各家云集而来，涌现出孟子、荀子、邹子、慎子等诸子百家，使稷下学宫延续了一百五十余年。稷下学宫开创的一百二十多年前，孔子不辞劳苦、周游列国在讲学。这两种弘扬文化、传授学术的方式也可能是当时齐、鲁文化传播、传承的殊途同归，也可能是今天的“论坛”形式与“课堂”形式的不谋而合。因此说，在中国历史上，稷下之“鸣”与“子曰”同等重要。我们挖掘、保护、传承两千多年前的稷下文化，并不意味着“复古”，而是鉴古知今、彰往察来。我们可以把稷下之“鸣”，与“五四”运动相联系，看到促进思想启蒙和新文化传播，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可以把稷下之“鸣”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改革的思想解放相媲美，营造又一个坚持理性和深邃，具有社会朝气和活力，敢于突破和创新，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可以把稷下之“鸣”与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融合，从根本上确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形成中国多元文化并存的和谐格局，显示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所谓“大商无算”之风，其实质在于“信”。大商无算，是商业智慧，是思想境界，是政治信念。真正的大商与大家、大国一样，在他们的命运、生涯和一切活动中，没有算计而又无所不算，他们算的是大账而不是小账；算的是长远利益而不是急功近利。正如《易经》所云：“于己有利而于人无利者，小商也；于己有利而于人亦有利者，大商也。”“大商之为商者，非以聚财富家为目的，而以经世济民为己任。”“大商无算”虽说是淄博周村瑞蚨祥掌门人孟洛川在登泰山时传授给儿子的“经商之道”。但早在齐桓公起用管仲时就显示出其大家风范了。他不计较“一箭之仇”，“算”的是齐国的长久之利——“一匡天下”；管仲胸襟宏阔旷达，以天下之利为利，不贪图一时一己私利，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支撑大商无算的文化基础是“信”。孟洛川当年面对八国联军焚烧北京大栅栏连同瑞蚨祥店一同化为灰烬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对顾客的诚信，于是第一个写下告示承诺：“凡本店所欠客户的款项和实物（有凭证）一律奉还，凡客户所欠本店的款项一笔勾销，本店永不歇业！”孟洛川这一主动让利的举措，实际上是延续了常年践履的“诚信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很快得到了意料之外的收获：欠款的客户纷纷介绍亲朋好友成为瑞蚨祥的忠实顾客。“信”之文化，从根子上说，也是齐桓公信守与鲁国签订的盟约时创立的。本来这个盟约是齐桓公被威逼时签的，回国后想撕毁，管仲劝说他不要失信于诸侯，失信于天下，应该如约归还占领的鲁国领土。齐桓公遵从了管仲的意见。各诸侯见齐桓公言而有信，恪守承诺，都纷纷臣服齐国，从此齐桓公开始成为春秋霸主。齐国之“信”与鲁国之“信”如出一辙。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国不立。齐、鲁都把“信”提升到治国理政的地位。由此可见，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所在，更是构建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础。这就是“大商无算”之风能够赓续传承的本质所在。

　　所谓“有备无患”之风，其实质在于“备”。“有备无患”是齐国兵学的一大特色。《司马法》认为：“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表明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六韬》卷一《文韬》篇内分《文师》《守土》《守国》《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实力，在物质和精神上做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兵，对人民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孙子兵法》“十三篇”可以说篇篇都体现了“有备无患”的思想，尤其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虞待不虞者胜”等名言警句，更具体形象地告诉我们：“知胜（信息情报准备无误）方能全胜”“威加于敌（对敌有威胁的战争准备）方能不战而胜”“备战方能止战”。任何作战平台和机遇，都给予有准备的人。“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实际上是姜太公早已做好了被周文王重用的准备。早于秦国东长城一百五十多年修建的齐长城，是一道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备战、防御、赢得战争主动的屏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在很大程度上与传承“有备无患”的传统兵学文化有很大关系。“有备无患”思想实际上是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底色。在现代战争中，所谓的“空城计”是不存在的。所说的“不战而胜”“伐谋、伐交”等，要真正取得成功，主要靠实力，既要看综合国力，也要看军事武装的战斗力。要想和平必须有止战的实力和准备。

　　“法、容、鸣、信、备”蕴含了齐文化的精髓，反映出齐文化的个性特征，表明了齐、鲁文化的融合、渗透和共生共存，体现了齐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尤其显示出兵学文化的“根脉”特质。

　　再说“淄火”七个方面的文化要素：

　　“陶琉传承”之火——从八千年前的后李文化开始，到宋金时期技艺提升，直至发展到今天淄博陶瓷业成为一张“中国文化名片”，泱泱齐文化孕育火红的“陶琉之乡”。

　　“聊斋再热”之火——蒲松龄为民执笔的《聊斋志异》，“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聊斋文化沉寂多年不鸣，刀郎的新歌《罗刹海市》一鸣惊人，不仅带火了聊斋文化，还带火了淄博。

　　“周村旱码头”之火——在商周时期就有散宜生搭救周文王故事的周村（当时为於陵），自古以商业闻名，成为鲁商文化的起源地，传承的是“左手捧《论语》，右手拨算盘”，以“见利思义”“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的“大商之道”，续写“旱码头”“金周村”“天下第一村”的新篇章。

　　“焦裕禄精神”之火——齐地从不乏英雄和时代先锋。出生在淄博，出名在兰考的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精神的核心是为民，这与齐鲁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一脉相承。淄博的山水和人民养育了焦裕禄，伟大的焦裕禄精神在淄博赓续传承，英雄辈出。

　　“海岱书楼”之火——“稷下学宫”文化传承至新时代，淄博“海岱楼钟书阁”闪亮登场，它以《史记》“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语句而冠名“海岱”，以敬仰钱钟书先生而取名“钟书阁”。这里以图书为媒介，以读纸书为乐趣，以“海岱讲堂”“稷下学堂”等为文化赋能，以打造图书销售、文创活动等为文化服务，迅速成为淄博市民和外地游客的打卡地。这是《劝学》和“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之火，是“稷下学宫”的接力、传承之火。

　　“马踏湖生态”之火——处于淄博桓台的马踏湖区，传说是春秋时期齐桓公会诸侯和屯兵、练兵、备战的地方。齐国兵强马壮，万马奔驰、众马践踏，平地成湖。康熙五十八年（1719），为“有备无患”，在湖区中心人工开挖一条东西向冠名为“预备河”的防洪排涝河道。如今马踏湖一扫前些年严重污染的“生态赤字”和“环境透支”，被评为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第一名。马踏湖“火”了，火在贯彻“有备无患”思想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最后说“肉串烧烤”之火。新冠疫情过后，“进淄赶烤”火的不仅仅是肉、串、味和物流人流，火的是齐文化精髓。“淄博烧烤”这么大的动静，首先要考虑的是管理、规范、秩序和法治，淄博市党政机关和相关部门齐抓共管，把烧烤市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就是齐文化“法”的力量在传承，在发展，在起作用；烧烤火了之后，淄博人民对外来顾客的包容之情，更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这就是齐文化的“容”，这种包容性越深入持久，对齐文化的发展传承就更进一步；同时，“淄博烧烤”这么多的摊位、这么多的商品，经得起监督，经得起检验，使“诚信至上”形成社会互动，成为环境氛围，这不正是齐文化“大商无算”精神的赓续和“信”的传承吗？（作者系齐鲁文化、兵学文化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