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教授、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温潘亚日前谈到文化传承发展与文学批评话语建构时表示，我们要以科学化、民族化、现代化且具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就是中国话语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其中需要抓住的关键是立足中国、继承传统，提出新观点，创出新形式。

　　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构建需要继承传统，是因为理论都具有一个认识逐渐深入和完善的过程。例如，现在我们评论一个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常常会联系作者的个性气质来加以论证，如果向前追溯一下会发现，这种文学批评思想最早明确提出是曹丕的“文气说”。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都以具体作家为例来说明“气”对“文”的影响，阐述“文”与“气”的关系。显而易见，曹丕“成一家之言”的“文气说”，也是吸收和继承了前人关于“气”的丰富理论思想形成的。

　　这里重点说说上述《与吴质书》提到的吴质。他是魏晋时期济阴（今菏泽定陶）人，邺下文人集团成员之一，以文学闻名于世，与曹丕、曹植皆有交往。吴质与曹丕的私谊更为密切，多有书信往来，其中有很多内容是探讨文学的。应该说，曹丕“文气说”的形成与提出，从二人的相互切磋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发。另外，二人书信中体现的文学理论和思想，与时代潮流同步，且又独有创见，至今也值得研究和借鉴。

　　为曹丕谋世子位多出奇计《三国志》中记载，吴质“以文才为文帝所善”。这里的文帝即魏文帝曹丕。

　　二人的私谊甚为笃厚。吴质在给曹丕的信中描述随侍的场景：“昔侍左右，侧坐众贤，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弦之欢，置酒乐饮，赋诗称寿。”

　　还曾这样回忆：“前蒙延纳，侍宴终日，耀灵匿景，继以华灯。虽虞卿适赵，平原入秦，受赠千金，浮觞旬日，无以过也。”

　　这些说法也从曹丕那里得到证实。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记述：“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从二人来往的这些信件中可知，他们的关系确实相当亲密。

　　这种亲密关系有文学志趣相投的原因，也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在曹丕与曹植的世子之争中，吴质是坚定站在曹丕一边的。应该说，吴质对曹丕能够在世子之争中胜出并最终顺利即位，是有特殊贡献的，所以他能一直为曹丕所信重，与闻大计。

　　按史料记载，曹操起初喜欢曹植更多一些。为帮助曹丕改善在曹操心目中的印象，吴质一心一意出谋划策，让他逐渐赢得曹操的赏识。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两个故事：

　　其一，被称作“泣送魏王（指曹操，时为魏王）”。当某次曹操带兵出征时，前来送行的曹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现场的人都佩服其文采出众，就连曹操“亦悦焉”。见此情景，同来送行的曹丕不禁“怅然自失”。

　　此时，在场的吴质反应迅捷，马上附耳过去，悄悄给曹丕出主意：“王当行，流涕可也。”

　　用吴质之计，曹丕“泣而拜”，一举扭转不利局面。将行的曹操与左右众人，都认为曹丕更加孝顺诚心，而曹植却有些华而不实了。

　　其二，被称作“魏储南馆”。所谓南馆，指曹丕住处。吴质偷偷藏在竹筐里，进入曹丕府内密商政事。此举很快被曹植集团的杨修察觉，并举报给曹操。曹丕惶惶不安。吴质再出一计，命用竹筐暂装绢匹，以供查检。此计又收一举多得的奇效。曹操闻报竹筐内实未藏人，乃疑杨修此前为诬告，亦再不信任他。曹丕却由此化险为夷，安然无恙。

　　谥号由“丑侯”改为“威侯”对于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作用的吴质，曹丕当然铭记在心，并时时处处给予特殊的荣宠。

　　《（吴）质别传》中记载：“帝（指曹丕）尝召质及曹休欢会，命郭后出见质等。帝曰：‘卿仰谛视之。’其至亲如此。”曹丕在举办宴会时，特意命郭皇后出面，且允许吴质等可以抬头细看皇后，足以显示对吴质等人至为亲近的态度和感情。

　　此举的不同寻常之处，我们通过对比另一件类似的事就能看得更清楚。曹丕曾宴请多位文学名士，命夫人甄氏出拜，此时“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桢即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见了甄夫人，其他人都低头面朝下，唯有刘桢昂首平视。结果呢？曹操听说之后大怒，认为刘桢“平视”乃大不敬，直接将他打为刑徒。

　　由此可知，吴质等被允许“仰谛视之”，是何等的亲近与殊遇。

　　还有另一件事，也能显示吴质受到的特别恩宠。魏文帝黄初五年，吴质朝京师。皇帝“诏上将军及特进以下皆会质所”，一起欢聚宴饮。然而，酒酣之际，吴质竟然召来伶人，意图戏弄上将军曹真、中领军朱铄。曹真何许人也？乃是曹氏宗亲，又贵为上将军，位高权重。曹真眼见吴质轻薄无行，陡然变脸，拔刀骂坐。吴质毫不示弱，按剑对骂：“曹子丹（即曹真），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也？”

　　有学者分析认为，吴质羞辱曹真未必实有其事。但从产生这种传闻一事上，我们能推测出其平日必极为骄横，而他骄横的资本，正在于恃宠罢了。

　　吴质去世以后，因被认为生前“怙威肆行”，获谥“丑侯”。这个谥号显然不那么美好。吴质的儿子吴应，一直上书请求为父改谥，未能如愿。直至正元年间，司马师主政时，才将其谥号改为“威侯”。

　　司马师为其改谥之事，又显示了吴质与司马家的特殊关系。吴质曾在皇帝面前举荐过司马懿，后来司马师又曾娶吴质之女为妻。

　　“文气说”强调文学的审美特性吴质与曹丕、曹植交好，是以文学作为感情纽带的。

　　曹丕称帝前后，与吴质之间交流的话题很广泛，既谈功业和政事，也聊文学和文人，互相砥砺，互相启发。

　　在曹丕去世以后，吴质专门写了一首《思慕诗》：

　　怆怆怀隐忧，隐忧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蹰。念蒙圣主恩，荣爵与众殊。自谓永终身，志气甫当舒。何意中见弃，弃我就黄垆。茕茕靡所恃，泪下如连珠。随没无所益，身死名不书。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

　　这首诗从文采上看并无特别之处，在抒情上还是可圈可点的。读这首诗，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曹丕去世怀念、伤感、失落、恐惧等多种情绪交织的复杂内心世界。

　　可惜的是，吴质虽有文才，著述颇丰，但原有文集五卷逐渐散佚，目前所存不多，只有诗一首，文赋七篇。《思慕诗》即其传世的唯一一篇诗歌。

　　来往的书信方面，有吴质写给曹丕的《答魏太子笺》《在元城与太子笺》和写给曹植的《答东阿王书》等；也有曹丕写给吴质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与吴质书》，曹植写给吴质的《与吴季重书》等。

　　他们这些书信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也有文学理论方面的独到建树。

　　比如，他们着眼于从个性和气质方面评价作家和作品，认为正是因为作家个性与气质不同，形成了不一样的作品风格。在《答魏太子笺》中，吴质有这样一段评论：“陈徐刘应，才学所著，诚如来命，惜其不遂，可为痛切。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他如此评价陈琳、徐幹、刘桢、应玚，是很准确的，也是符合事实的。

　　如果说，吴质的评论主要还是从“事功”的角度展开的，那么曹丕的着眼点则更多放在文学性上，而且特别强调审美特征。如在《与吴质书》中，曹丕评价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认为陈琳“章表殊健，微为繁富”，赞赏阮瑀“书记翩翩，致足乐也”，品鉴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感叹王粲“善于辞赋，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至于所善，古人无以远过”……

　　曹丕所持的标准，与他在《典论·论文》中所提出的“文气说”，即“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观点完全一致。这些理论和观点，或有新创之功，或为独到之见，在文学批评史也有重要地位和影响。

　　他们的创作与批评，不负“文学的自觉时代”的风气，为后世提供了可以学习借鉴的文学与理论样本。（记者 于国鹏）